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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的自私

社会品行的六个方面是明氏描述得有声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读者最容易发生反感的部分:(1)关于“有私无公”,指的是中国人的自私自利。(2)关于“无恻隐之心”,指的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对于残废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生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出同情心的缺乏⋯⋯

亨廷顿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植的原则来解释中国民族性,特别注重中国历史上的灾荒对于民族品性所起到的选择作用。他的作品比前人叙述更详细,推论更周密。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旱灾荒不数年便有一次,而且常常连年发生,殃及的地方甚广。中国历史上严重灾荒的频仍发生对于中国民族性有极大影响。有过灾荒经验而仍然生存下来并留有子嗣的人,多为自私自利且可能是毫无情意的人(卖儿鬻女即是一例),心肠软而不够自私自利的人反而被淘汰选择,这些消极的品性通过婚姻、生育发生作用,对中国民族性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后来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著名学者刘广京先生,在20世纪末温习他在大学时代熟读的两部书,其中一部便是潘光旦译述的《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他特别关注亨廷顿与潘光旦对中国国民性货民族性的探讨,认为“我想凡注意中国文化建设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但对于自私自利等品性是否可经血统遗传,他认为需要生物学家考察,不敢轻信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

我早前曾有些自然环境影响历史、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民族性的感性认识。这些模糊的认识在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时得到了丰富的印证。此时读的这本书也让我在此方面受益匪浅。
关于引文中粗体部分:不论生物学方面结论如何,即自私自利的品性是否可遗传,这些品性都会通过有过灾荒经验的人(包括在灾荒中没有表现出自私自利的人)对子嗣的教育得到传承。

三百年不够

《刘晓波其人其事》
作者批评刘晓波的时候,以刘晓波说过“中国人种有问题”,“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作为部分论据。观点不是论据,反对观点也无法作为论据。若反驳刘晓波,你要说明“中国人种没有问题”,“被殖民三百年并于益处”。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种的优越性从来是丝毫容不得讨论的。仅此一点,再被殖民三百年,也是改不了的。
中国人可能认为政府很糟糕;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关系人阴险狡诈;团队合作中的同事不靠谱;来自东北、河南的人有各种劣习;上海人和北京人都看不顺眼——全中国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因为各种原因被另外的中国人侮辱或者腹诽又觉得这些侮辱和腹诽都其实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而一旦谈及“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大家又理直气壮的与有荣焉了。这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支持它的各种理由都“不能说细”。它形成的原因固然有当权者为了政权合理性所进行的各种鼓吹,也有“国中之国”的历史渊源。我于是想请教世界上很多默默无闻的国家的民众,没有这种优越感,他们如何幸福的生活。

像中国人那样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为纯科学呼吁》 H. A. Rowland 1883

功利主义和谋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仍在贻害当代社会。真正的科学在中国并没有“群众基础”,无以发展。

无题

80年代时,我们都以为东德还会存在很长时间,自己是看不到它终结的那一天了。

历史的转向通常难以预料。

东德这个话题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每一代人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就像我们直到今天还在反思纳粹的问题一样,东德也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将永远无法彻底封存这段历史。

中国广大民众谈及历史上的骄傲时,无论事出哪一朝,哪一族,自己都似乎与有荣焉;而当谈及那些灰色记忆和现实,又似乎都是别人的责任,不是睿智道德如“我”所该担负的了。
引语出自《解密 – 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某敏感词某期节目。

历史和它发出的声音

如果二百个民族中的一百九十九个都没有所谓“民族自尊心”这回事,而剩余的一个为此大声疾呼,那很可能说明这个民族历史上一直缺这种东西。
曾有未好友讲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历史中对“孝”字极为看重,这很可能反映了所谓“孝道”在中国一直都没有被很好的执行──如果“孝”真的是一种常态,有甚么必要,出于甚么动机才会特别为之著文赞美呢?

日心说

日心说在自然科学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我以为,日心说最重大的意义不是颠覆了地心,而是颠覆了人类的“自我中心”。大智大慧而认清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平常一体者古已有之,但日心说是我所了解的最早将这种思想推及大众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通常只能通过自身感官直接认识世界,由此而得出的的认识理当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古人会有比较多的对个体,家族,民族的神圣感,比如很多民族都有受神特别眷顾的传说。自日心说而后,人类不得不逐渐正视一个不那么神圣的自身。我们发现原来宇宙不是围绕我们来运行──是我们自作多情了。

承认自己的生命没有神圣的成分是很困难的,这导致意义的缺失──我们不是神最钟爱的,我们是普遍一般的,那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日心说是一个发端,而后来的进化论更加强了这种质疑。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吃下了那颗智慧果,是更长远的眼光给我们带来了迷茫。

贵国人古时即自称为国中之国,这种狭隘的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也许可归结于地理因素。(也猜想所有民族之精神文化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源自于其发端的环境)后世各朝代多以己为天朝大国,而四方皆为蛮夷。直到当代,主流媒体仍然热衷于鼓吹本民族的特殊性。“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屹立民族之林”只说,固然有当权者维护政权的宣传需要,其实质仍然是民众对此十分受用。世上本没有“龙”,“传人”以何自命不凡呢?究其原因,还是“地心说”,“我心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