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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有意义的活着

开车回家的时候,广播中在讨论happiness幸福和meaningfulness有意义。其中有人介绍了一项调查:受调查者在幸福和有意义中选择一个来形容自己的生活,然后提供一些能否反映他们性格和习惯的信息。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人更多的是“taker”,索取者,而感觉自己生活有意义的人则通常是“giver”,给予者。

我觉得giver的生活并不是真正meanningful有意义。giver追求的只是一种特别的happiness,一种为了别人的happieness而happy的happiness。即便这可以算是meaningful,也只是meaningfulness的一种主观的特殊形式。我还有另一种不好的考虑:因为meaningfulness难于获得,giver索性彻底放弃了对其的追求,而通过give把责任推给了taker——giver假定taker的生活可以有真正的意义,以使得自己的生活显得有意义起来(想下中国文化下的很多父母亲)。

所以meaningfulness可能不在give这种关系中,还得别处努力才是。

日心说

日心说在自然科学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我以为,日心说最重大的意义不是颠覆了地心,而是颠覆了人类的“自我中心”。大智大慧而认清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平常一体者古已有之,但日心说是我所了解的最早将这种思想推及大众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通常只能通过自身感官直接认识世界,由此而得出的的认识理当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古人会有比较多的对个体,家族,民族的神圣感,比如很多民族都有受神特别眷顾的传说。自日心说而后,人类不得不逐渐正视一个不那么神圣的自身。我们发现原来宇宙不是围绕我们来运行──是我们自作多情了。

承认自己的生命没有神圣的成分是很困难的,这导致意义的缺失──我们不是神最钟爱的,我们是普遍一般的,那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日心说是一个发端,而后来的进化论更加强了这种质疑。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吃下了那颗智慧果,是更长远的眼光给我们带来了迷茫。

贵国人古时即自称为国中之国,这种狭隘的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也许可归结于地理因素。(也猜想所有民族之精神文化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源自于其发端的环境)后世各朝代多以己为天朝大国,而四方皆为蛮夷。直到当代,主流媒体仍然热衷于鼓吹本民族的特殊性。“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屹立民族之林”只说,固然有当权者维护政权的宣传需要,其实质仍然是民众对此十分受用。世上本没有“龙”,“传人”以何自命不凡呢?究其原因,还是“地心说”,“我心说”吧。